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明确规定：“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侮辱或者诽谤他人，损害他人名誉的，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对未经他人同意，擅自公布他人的隐私致人名誉权损害的，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由此可见，法律明文禁止的新闻侵害名誉权的行为有三种：新闻侮辱行为、新闻诽谤行为和新闻宣扬他人隐私行为。
新闻侮辱行为 新闻侮辱行为是较常见的新闻侵害名誉权形式。侮辱行为是以语言、文字或动作贬低他人人格的行为，而新闻侮辱行为就是指在新闻作品中使用有损报道对象人格的侮辱性的言词，使其名誉权受到损害的文字侮辱行为。也就是说，只要侮辱行为造成了受害人的名誉受到贬损，就可视为侵权，而与事实真伪无关。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批评文章反映的问题虽基本属实，但有侮辱他人人格的内容，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的规定也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在个别新闻侵害名誉权案例中，作品内容其侮辱性的性质并不明显，有时可能找不到明显的带有侮辱性的言词，但仍能令报道对象的名誉受到贬损性的伤害，仍可以认定为侵害名誉权。这方面的典型就是《广州日报》因1997年11月10日刊登《祸起女人乎》一文遭到的诉讼。(最后以报社公开道歉为结果)[13]
新闻诽谤行为 这是新闻侵害名誉权最常见的形式。所谓新闻诽谤就是通过发布虚假事实或发布基本内容虚假的报道以损害他人名誉权的行为。“虚假陈述是诽谤首要构成要件。”[14]这往往表现为作者无中生有，捏造虚假事实或因听信一面之词妄下结论造成对受害人的诽谤。比如，哈尔滨市自由撰稿人盛学友诉关向东、《服务导报》等社案。盛学友虽在1997年1月7日被刑事拘留，但在1998年3月20日被无罪释放了。而1998年2月17日关向东却在《服务导报》上发表《人生败笔——“有偿新闻”报道把盛学友送进监狱》一文，称盛已于1997年11月25日被判有期徒刑4年。最后法院判定：“盛学友在法院尚未对其定罪处罚的情况下，关撰写文章虚构了盛被判有期徒刑情节，损害了盛的名誉，应承担民事责任。”[15]所以，事实是否确凿是决定是否构成诽谤的关键。这也可以看作是褒扬性新闻失实构成侵权的理论依据。 但是，在部分新闻侵害名誉权案例中，新闻报道不但使用了侮辱性言词，而且基本内容失实，使他人名誉权受到损害，这可称之为新闻侮辱诽谤行为侵权。1998年孙敏诉张育仁、《重庆法制报》等社名誉侵权案可以说是这类侵权的典型。张育仁在涉讼报社上发表的《这家伙，我认识》一文，不仅虚构了有损孙声誉的种种“事实”，还对孙的外形进行了辱骂性的描写。所以，法院判报社和张败诉是意料之中的。[16]值得注意的是，根据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8条的规定可以看出，名誉侵权的认定，既可以是作品的语言带有侮辱性所致，也可以是内容上的失实造成，两者只要具备其一即可成立名誉侵权。
新闻宣扬他人隐私行为 前文谈到，发布内容虚假的报道构成对个人名誉权的侵害，是否意味着凡是发布真实的报道就一定不会造成对他人名誉权的侵害呢?当然不是。在这方面，英国学者曾有过“越真实，越诽谤”的论述，就是说，尽管报道的事件是真实的，若一旦造成公众对报道对象社会评价的降低仍构成侵权。这就是本文理解的宣扬他人隐私造成的新闻侵害名誉权。我国对公民的隐私权的保护从立法、司法、法理研究都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从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的规定中可以知道，我国法律仍没把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加以规定，而是把隐私权纳入名誉权范围加以保护的。这种作法虽然“弥补了民法通则关于人身权保护的不足，也为保护隐私权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据，但将隐私权作为名誉权的组成部分，是不妥当的，且隐私权是一种独立的具体人格权，侵害隐私权是一种独立的侵权行为，是不应当也不能够把它们相混淆的”。[17]这应该引起重视。
